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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标维权激增，看物是与人非

作者| 津骆 蓁蓁

（本文系编辑根据相关素材采写，不代表知产力立场。转载请在显要位置注明文章来源。）

（本文4509字，阅读约需9分钟）

随着商标侵权行为的集中爆发，“撒网式”集中维权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

从BEATLES、UGG到加拿大鹅、施华洛世奇，从张裕解百纳、六个核桃到江中“猴姑”、年份原浆……国内外诸多企业加入到集中维权的阵营中。尽管采用了大同小异的维权方式，维持着不谋而合的维权进度，但不同企业集中维权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。

从法律层面，商标权人选择任何时间、任何合法的方式进行维权，均无可厚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商标集中维权是“十拿九稳”的胜局。

01

“火锅网红”集中维权，厘清市场

作为火锅界的网红，小龙坎已成为日排队过千、热爱火锅人士打卡必到的知名餐饮品牌。

2014年，小龙坎火锅店首次亮相成都。短短5年，小龙坎已从当年的社区火锅店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家现象级火锅品牌。然而，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，街面上大大小小的带有“小龙坎”字样的火锅店都冒了出来，这些火锅店不仅名字和“小龙坎火锅”极为相似，就连装修、菜品都让人傻傻分不清。

不少消费者误认为这些店面就是网红店小龙坎，但消费体验却大打折扣，不明真相的消费者将不良体验反馈到网上，引起了小龙坎火锅店实际运营主体四川仁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下称仁众公司）的极大重视。2015年7月到8月，仁众公司连发多条微博称：这些“小龙坎”火锅店均不是直营店或加盟店，而是“高仿”“仿冒”的。

实际上，对于“小龙坎”商标的保护，仁众公司从未轻视。在2016年仁众公司开始运营小龙坎品牌后，就立即在第43类餐厅、餐馆等服务申请注册了“小龙坎”商标。期间，“小龙坎”商标因与在先注册的“小龙坎电台巷大龙火锅”商标近似而被驳回。不过，在仁众公司向原商评委申请驳回复审后，其“小龙坎”商标终在2017年6月被核准注册。

中国商标网信息显示，自2014年，小龙坎开店至今，共有235件带“小龙坎”字样的商标被申请或注册。在第43类餐厅、餐馆等服务上，共有56件带有“小龙坎”字样的商标被申请或注册。但作为实际运营主体，仁众公司仅申请或注册了137件带有“小龙坎”字样的商标。其中11件核准使用于第43类餐厅、餐馆等服务上。

众商家对于“小龙坎”侵权似乎并未停止。仁众公司不得不拿起法律武器开启维权之路。

据知产宝数据库信息显示，与“小龙坎” “四川仁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”相关的案例总计有205件。案件时间均分布于2018年与2019年。

从案件当事人情况来看，仁众公司作为一审原告的案件共有181件，作为二审被上诉人或第三人的案件共有14件，从判决结果分析来看，有超过一半的判决支持或部分支持一审原告诉求，5起二审案件维持了一审判决。

可以看出仁众公司从2017年拿到“小龙坎”商标后才开始进行集中维权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

不过，有人称，成都众多其他公司旗下的“小龙坎”火锅店已准备集合起来成立小龙坎火锅协会，联合抵制仁众公司。据中国商标网商标评审裁定/决定文书数据显示，目前已有5家火锅店对仁众公司的“小龙坎”商标提出无效宣告请求，但结果均为“争议商标予以维持。”

与此同时，某美食点评网站已下架了大多数未得到授权的“小龙坎火锅店”。在成都，已有63家侵权门店不再带有“小龙坎”字样。另有23家门店在店名“小龙坎”上加前后缀以示区别。在集中维权中，小龙坎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自己的市场。

02

稳定权利基础，集中维权无忧

与“小龙坎”的“亡羊补牢”式维权不同，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（下称张裕集团）的“解百纳”商标在商标集中维权中做到了“后宫安定，前朝进军”。

据了解，“解百纳”曾被葡萄酒生产企业作为葡萄酒通用名称使用，目的是区分葡萄酒所选取的原料。张裕集团曾分别在1959年、1985年和1992年3次提出“解百纳”商标注册申请，但均未获准注册。

2001年，张裕集团再次申请，这一次，“解百纳”商标成功获准注册。此后，中粮酒业、中粮长城、王朝、威龙4家企业拉开了与张裕集团的“解百纳商标战”。4家企业提出撤销“解百纳”注册商标申请。撤销不成，便提起行政诉讼，经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，纠葛9年，最终也算是达成了目的。

2010年12月，在原商评委调解下，几家企业达成调解协议，张裕集团拥有“解百纳”商标，并许可长城、王朝、威龙3家企业使用。这也意味着其它葡萄酒企业使用“解百纳”商标均属侵权行为。

该案也成为“中国红酒行业知识产权第一案”。此后，“解百纳”的商标权确权，张裕集团的集中维权之路由此开始。

据知产宝数据库信息显示，近10年来，与张裕集团相关，因“解百纳”商标而起的维权案例多达千余件，而近5年来，相关案件的数量更是形成了多个峰值。

作为商标权人的张裕集团在商标集中维权中可以说是“迈开步子大步走”。在千余件案件中，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为原告的案件多达988件。被诉企业分布地区“霸占”了近半个中国，可以说，张裕集团或其旗下子公司采取了“全面作战，百花齐放”的战术。

那么，在千余件案件中，张裕集团或其子公司是否均获得了胜诉及赔偿呢？知产宝数据分析显示，在1100余份民事判决中，部分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达830份，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达153份，仅有15份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就数据分析结果而言，张裕集团或其子公司在千余次商标维权中可以说是胜率极高的。尽管个案的判赔金额平均值仅有1.34万，但聚少成多也不失为一笔“财富”。

03

商标集中维权也有“滑铁卢”

同样是集中维权，有的企业能越过层层阻力，将“仿冒者”一一清除，保全自己的商标地位。但也有企业在打击过程中不幸遭遇反击，不仅维权失败，还反丢了其最有价值的商标。

今年，一则“猴姑”商标宣布无效的一审判决让“猴子姑娘”很是苦恼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表示，江西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（下称江中食疗公司）持有的“猴姑”商标直接表示了商品的主要原料，并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产生误认，并要求原商评委重新作出裁定。

也就是说，法院认定了宁波市达伦之园食品有限公司（下称达伦之园公司）对江中公司持有的“猴姑”商标提出的无效宣告请求，“猴姑”商标暂且被无效了……

据中国商标网显示，该“猴姑”商标于2013年8月由江中集团申请注册，核定使用在第30类“咖啡、饼干”等商品上，后转让至江中食疗公司旗下。此后多年，江中食疗公司通过主打养胃功能和创新的广告宣传，使得其“猴姑饼干”逐渐成为国内饼干市场佼佼者。

然而，在“猴姑”日渐知名的同时，还有层出不穷的山寨产品。对此，江中食疗公司一直积极维权，着力于“猴姑”商标价值的保护。

小编在知产宝上以“江中食疗”与“猴姑”为关键词进行检索，共找到69份裁判文书。从案件时间分布来看，最早的一份裁判文书出现在2014年，此后逐年递增，不过均为10起以下。但到了2018年，裁判文书数量突然增至38份。而2018年，正是江中食疗公司集中维权的一年，一批在产品名称中使用了带有草字头“猴菇”的中小企业，纷纷遭到江中食疗公司的起诉。

从案件当事人情况来看，其中，“江西江中食疗科技有限公司”作为一审原告的案件共有45起，作为二审被上诉人及第三人的案件共有15起。从60份判决书的判决结果分析来看，共有41份一审判决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二审判决中，有16份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，3份部分维持、部分撤销一审判决。可见，绝大部分判决都支持了江中食疗公司的诉求。

小编又以“猴姑”为关键字在中国商标网的商标评审裁定/决定文书中进行检索，共有22项结果，全部为“猴姑”商标无效宣告请求裁定书，江中食疗公司均为被申请人。这些无效宣告请求从2018年5月开始，至2019年9月截止。这也意味着，2018年，不仅是江中食疗公司集中维权的一年，也是被打击的小企业开始奋力反击的一年。而达伦之园公司，正是这些发起反击的企业之一。

有观点称，“猴姑”商标自注册之日起便埋下了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，为与通用名称“猴菇”拉开距离，其在说明中介绍称，该商标为“猴子姑娘”之意。但如今，因这种先天性不足，其商标权保护也存在一定难度。

今后，“猴姑”商标命运如何，有待时间与市场考验。

04

商标集中维权有风险 企业仍需不忘初心

纵观商标集中维权的多个案例，“幸运儿”赚得体满钵满——不仅商标有效，还屡次胜诉；“不幸者”赔了夫人又折兵——索赔未实现，商标被无效；亦有折中者与其他企业达成和解，共同使用商标，从而得以步入集中维权阵营。

随着，此种集中维权现象的增多，市场内也演化出一种批量维权行为，对此，业内人士也是观点不一。

高文律师事务所商家泉律师认为，合法维权与权利滥用的界限应当明晰。从商标法等其他相关法律的立法目的来说，一方面要强调保护商标专用权，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重维护市场秩序，防止权利滥用。合理维权行为不能最终异化成商业滥诉。集中维权、大规模诉讼带来的负面效应，比如对个案缺乏精细化的处理、将不构成侵权的主体也卷入矛盾的漩涡是我们并不愿意看到的。

商家泉认为，对于企业而言，需切忌失去初衷，仅将知识产权维权作为牟利的工具。侵权损害的赔偿制度要以填平原则为基础。对于一般的、情节较轻的侵权行为也不宜盲目适用惩罚性赔偿。每一个主体都不应因自己的损失而获得过高的收益，也不应该为自己对不特定人的侵权行为而向特定人付出超额的代价。

维权工作应该审慎、有依据的展开，而不是怀有碰瓷的、放长线钓大鱼的心态。对于商业维权的难点，无外乎取证难、成本高、维权效果不明显、赔偿额度低等矛盾。

数月前，清华大学对多家名称中含有“清华”字样的幼儿园提起诉讼，引发争议。不少网友认为，此举存在滥用诉权的可能性，可以看出，公众对于集中维权存有一定的抵触心理。康隆律师事务所付振坤主任对此表示，集中维权有利有弊，其益处在于可以节省人力物力，彰显企业净化市场的决心，并通过索赔让侵权当事人付出侵权的代价。弊端则是，企业可能会被指责为权利滥用，一定程度上使得产品或者服务的美誉度下降。

因此，对于企业而言，选取典型的侵权当事人进行维权，注意长期性、与重大侵权案件相结合是更好的维权方式。企业若存在商标权利基础不稳定、证据欠缺等情况，那么，进行集中维权的风险较大。若侵权当事人众多，企业具有迫切净化市场的必要、商标权利基础较稳定且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则可以考虑进行集中维权，但仍需综合考量侵权当事人是否有赔偿能力。

从长远角度而言，付振坤仍建议企业做好自身知识产权的创设和知名度的提升，此举比集中维权获利更为重要。

此外，滴慧律师事务所朱立新律师称，商标集中维权作为权利人采取的一种维权手段，其成本包括调查费取证费诉讼费差旅费等，诉讼成本较高，一旦维权失败，企业的损失也较大的。

事实上，已经有地方法院关注到集中维权这一现象，并出台措施进行应对，如浙江高院就在司法指导意见中指出：对于批量商业维权类知识产权案件，既要看到维权的正当性和积极作用，又要注意以适当的司法措施遏制滥用权利行为，引导权利人起诉侵权源头的行为人。在确定此类案件的损害赔偿数额时，要遵循总量控制原则，防止赔偿总额过度高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。

就法律层面而言，集中维权本身并不违法，其也是企业维护权利稳定性、维护市场利益的一种手段，正当维权，并不分批量与少量。但一定注意恰当界限，注意划分滥用诉权、滥用知识产权与正当维权的界限。特别是仅仅将知识产权维权作为牟利工具或手段的行为，不应得到提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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